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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讯大杂荟丨8.20票据市场价格、股市、债券、理

2018-11-12 01:16:09    文章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浏览次数:    

票据


8月20日,利率票价格参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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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因素的影响,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18年8月20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2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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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bor利率


今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显示,今日银行间隔夜拆放利上升4.50BP,报于2.6250%,1W期限同业拆放利率上升2.40BP,报于2.6740%,2W期限同业拆放利率上升8.50BP,报于2.6900%,1M上升2.30BP,报于2.6760%,3M上升1.30BP,报于2.8300%


股市


8月20日消息,沪深两市开盘涨跌不一,沪指高开后小幅下行,随后券商股崛起,带动沪指拉升走强,深市早盘宽幅震荡。截至发稿,沪指报2674.85点,涨幅0.22%,深成指报8340.66点,跌幅0.21%,创业板指报1424.82点,跌幅0.68%。

盘面上,租售同权、高送转、券商、银行、造纸、保险等板块涨幅居前,猪肉、二胎、白酒、乳业、在线旅游等板块跌幅居前。


债券


大公国际遭受处分


8月17日下午,中国银行(3.480, 0.03, 0.87%)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公告称,决定给予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限期整改,并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当日傍晚,证监会亦发布官方通报称,将“暂停大公国际证券评级业务一年”。


大公国际为全牌照评级公司,在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同时拥有债券评级资质。据悉,大公国际此次被罚,主因是在开展评级业务的同时,通过咨询服务的方式向发行人收取高额费用,即业内所称“左手评级,右手咨询”的利益冲突问题。


“大公估计要凉。”8月17日下午,一位曾在大公国际工作多年前员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此事的严重性,“由于债券评级属于特许经营业务,暂停评级业务,市场会认为你被政府抛弃了, 别说一年,停业一个月都受不了。”


“这基本上等于死刑,以前上海远东就这样。”该人士说。


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成立于1988年,是国内资历最老的评级公司,一度拥有全牌照资质。但在2006年福禧事件发生后,央行暂停其评级业务,此后其银行间牌照已然作废。


8月17日晚间,大公国际发布公告称,将在监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按要求逐项对照、彻底整改,并认真研究解决行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各项业务和工作完全合规合法、稳步有序推进。

数位评级业人士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业务资格恢复后,大公国际很难恢复元气。“远东的大股东是国开行,都恢复不过来,何况民营的公司。”其中一位评级人士说。


在评级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如何衔接国内外评级体系之间的巨大断层?如何让国内评级机构回归本位,为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有效定价提供参考?这些问题,将是监管部门和市场参与者未来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业内人士也希望,大公的终点,能成为评级业的一个新起点。


“左手评级、右手咨询”


交易商协会公告显示,经查,2017年11月-2018年3月,大公评级在为相关发行人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同时,直接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


证监会则做了更进一步的情况披露。


据证监会官方通报,近日北京证监局联合中国证券业协会对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开展了专项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发现大公国际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大公国际与关联公司公章混用,内部控制机制运行不良,内部管理混乱;二是在为多家发行人开展评级服务的同时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有违独立原则;三是部分高管人员及评审委员会委员资质不符合要求;四是个别评级项目底稿资料缺失、模型计算存在数据遗漏等。


目前,北京证监局依据《暂行办法》拟责令大公国际限期整改,期限一年,整改期间不得承接新的证券评级业务。目前,北京证监局已完成行政监管措施告知程序,相关后续工作正依法推进。


一位前评级业资深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业内将证监会通报的“开展评级服务的同时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称作“左手评级,右手咨询”,这同时也是大公国际此次被罚的关键原因。


“提高评级可以降低发债成本,债券发行人往往有提高主体评级的动力。在债市环境严峻时,评级更是关乎债券能否成功发行。评级业务一单收费25万左右,跟踪评级约5万,但通过咨询费可以收到几十万到几百万。”该人士说,“这种事情实际上不只大公一家在做,只是程度不同,有的公司单笔金额,几十万,但数量众多;大公是最近这几年开始搞的,单笔数量大,就出事儿了。”


实际上,早在2周前,关于大公将被监管处罚的信息即已在坊间流传。彼时,流传的版本中还包括另外一家市场份额较大的公司。

评级业重生之难


处罚后,市场颇为关注存量债券的后续评级工作如何展开,但监管部门并未对此进一步披露。


“存续期业务,发行人可以终止与大公的合作,出现这种情况,更换评级机构,协会应该是认可的。”北京某评级机构业务部门总监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事对行业影响重大,将注定重塑国内评级行业格局并导致整个行业洗牌,今天其他家评级公司已经开始大肆宣传自己了,还有公司开始准备从大公挖人。”


公信力和评级泡沫


Wind数据显示,目前大公国际参与评级的债券数量约2400只,占比为16.00%,略低于上海新世纪的16.81%;领头羊则是中诚信(30.24%)与联合资信(23.79%)。


“大公的市场份额在市场里排在第四的位置,业务暂停一年,发行人自己有发债需求,可不能等它恢复,基本上手头业务会被其他评级公司都抢光。”该人士说。


但沉疴遍地的评级业,目前正在失去其应有的公信力。其最为直观的体现,是市场诟病依旧的评级泡沫问题。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上旬,债市发行主体共有4440家。其中AAA评级主体795家,占比17.91%;AA+主体1022家,占比23.02%;AA主体2109家,占比47.50%;AA-主体417家,占比9.39%。这意味着,AA-及以上主体,占了全市场主体的97.82%,评级中枢落在了AA级,评级严重虚高,相应的定价功能亦存在严重缺陷。


相比之下,国际三大评级公司中获得AAA评级的主体仅为个位数,评级中枢则在BBB的位置,整体呈现出正态分布的特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数位评级业人士均表示,此次监管对大公的重罚,将给行业敲起警钟,能起到“敲打其他评级公司,让他们收敛一些”的效果,但对“能否真正改变泡沫严重的局面”,则均表示悲观。


一位从事评级工作近二十年的人士对记者表示,与国际三大评级公司经历几十上百年的市场化发展、整合而来不同,中国评级业的发展自诞生之初,便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是一个发债流程中的组成要件,评级公司地位低下,再加上各评级公司股东普遍比较短视,每年赚的钱大部分都分了,缺乏对能力建设的投入,使得国内评级机构在数据库、评级技术上,均与国际评级公司存在较大差距。”


“现在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却已发现很难改动了。” 前述从事评级工作近二十年的人士说,“评级本该是金融市场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如今却成了一个笑话。”


理财


8月20日在售高收益银行理财产品:今日在售预期年化收益率在9%以上的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共5款。交通银行(5.460, 0.04, 0.74%)发行的“得利宝·私银慧享2463180202”预期年化收益率最高,为11.30%。汇票栈提醒: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汇率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18年8月20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


1美元对人民币6.8718元
  

1欧元对人民币7.8650元
  

100日元对人民币6.2233元


导向


8月19日,著名经济学家、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主办的“大国大金融:中国金融改革创新40年”活动上表示,从中国金融下一步改革来看,至少有三个任务要做,第一个就是利率市场化,第二汇率市场化,第三就是人民币全面可兑换。


曹远征表示,这三个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民币全面可兑换,汇率才能自由化,那么利率才可以市场化。只有这样,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全面参与,上海才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国才能担当大国金融的义务。从这个目标来看,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任重而道远,在下一步过程中,尤其是在开放中进行改革就变成了其中的应有之义。


作为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见证者、支持者和推动者之一,曹远征曾长期任职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参与了中国银行的改制工作,亲历了中国众多金融改革议题。


在谈到中国开始面对的全球金融前沿问题时,曹远征以宏观审慎管理为例。他指出,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控制金融周期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即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管理框架。在今年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后,从今后的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监管应该是一个原则。比如,证监会将来也可能会进行行为监管模式,那么就会变成一个监管委员会。那么央行不但要承担货币政策,还有宏观审慎监管的责任,央行就有一个新的框架,即双支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安排。


所有的上述这些安排,都是面对全球金融的问题。金融危机的核心就是快速的去杠杆,由于杠杆的扩张收缩变成金融周期,控制金融周期就变成了全球金融的尖端问题。曹远征表示,金融危机以后各种各样的监管措施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也在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在和全球处在一个起跑线上,在探索未来的现象。


就目前的金融风险来看,曹远征谈到,风险仍在加大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实体经济杠杆高,国有企业的杠杆高;第二是地方融资平台,地方融资平台出现的风险问题不是金融风险问题,是财政问题。


曹远征表示,针对前者,政府部门已经提出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对于后者,则是政府的支出责任没有说清楚,在政府支出的事权中划清楚,在改革过程中讨论这个怎么办,最近央行和财政一个争论的要点就是地方融资平台。


今年8月初,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经济研究杂志撰文指出,我国地方政府融资模式从过去的“土地财政+平台贷款”模式向“土地财政+隐性负债”模式转变,通过明股实债的PPP项目融资、政府引导基金和专项建设基金等方式规避对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功能的限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攀升且高度不透明,财政风险可能直接转化为金融风险。


回顾历史,曹远征指出,在1994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做了一步,就是在事权没有充分界定的时候把财权做了界定。当时财政有困难,提高了两个比重,即提高了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综合财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必须要有财政体制改革,第一步就是说清支出的责任,即事权。整个政府的支出责任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有了边界才可以处理。


“现在地方政府为什么靠土地财政?要发展经济,除了要解决就业还有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的责任是地方还是中央的,这个事权要说清楚”,曹远征说,“在单一制国家中地方政府就是执行的机构,事权、财权都在上面。我们看现在中国地方是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因此就要融资,融资没有办法就是卖地,变成了土地责任。中央已经收70%以上的税了,地方财政是想如何服务民生,如何改善地方的生活水平。”


曹远征强调,一定不要忘记改革的初心,也就是市场导向、市场取向,要相信市场是自我扩张的秩序,是自我生长的秩序,在这个市场导向下政府来推进改革。


个税法


8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8月27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将审议包括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等在内的多项法律草案。


此前在7月底,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结束,共收集到超过13万条各界意见。在各方意见中,起征点是否调整、专项扣除如何设置、相关调整何时执行等问题备受瞩目,并有望在本月底进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得到答案。

起征点是否调整?


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历来都是百姓最为关注的焦点。根据草案,起征点拟从现行个税法规定的3500元/月提高至5000元/月(6万元/年)。


在草案一审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建议,将起征点提高到6000元至10000元不等。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上班族也认为,5000元/月的个税起征点偏低,建议可适度提高。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个税法草案拟订的起征点还是偏低,不利于维护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从国际经验上来说,个税制度对收入调节主要体现在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维持较高的高收入者税负。


管清友进一步指出,我国上一次进行个税起征点调整是在7年前,而在这期间物价已经有较大幅度上涨,起征点和适应税率仍一直维持在2011年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他表示,个税起征点可以根据CPI、房价、人均收入水平、GDP、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来确定一个动态调节方案,个税调整总体来说应当是减税方向。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认为,公众之所以对此次个税起征点调整有比较高的期待,一个重要原因是,从2011年到2018年的7年时间里,起征点没有做过调整,社会各界对此意见比较强烈。


但也有部分专家表示,考虑到低档税率范围扩大和新增专项附加扣除带来的减税效果,5000元每月的起征点标准是比较合适的。


目前,草案建议起征点为5000元/月。2011年个税草案起初建议起征点提高至3000元,经过听取各方意见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将起征点提高至3500元。


专项扣除如何设置?


根据草案,专项扣除包括居民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支出。


记者在此前的采访中了解到,许多已成立家庭的上班族对专项扣除有着较高的期待。


对于专项附加项目究竟如何扣除,修正案草案并没有明确,而是规定“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同有关部门会商确定”。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斌看来,此次增加的专项附加扣除考虑了个人负担的差异性,更符合个人所得税基本原理,有利于税制公平,是非常显著的税制优化措施。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对于养育子女的家庭,因为负担重,适当给予扣除是合理的。但除此之外的一些其他专项附加项目并不区分单身还是已婚已育,如继续教育支出、大病支出、住房贷款、住房租金等项目,是每个纳税人都可能享受到的。


调整方案何时执行?



此外,对于方案调整何时执行,公众也十分关注。


根据草案,如果通过的话,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此外,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先行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50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该修正案第十六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综合所得适用)按月换算后计算缴纳税款,并不再扣除附加减除费用。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比较复杂,涉及纳税人很多,利益关系重大,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可能需要反复研究、多方面论证,并公开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才能再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甚至可能需要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要求今年彻底完成此项税改的全部立法工作,难度可能有些大。


刘佐认为,个税改革总体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可以称为“小改”,即先行适当增加工资、薪金等征税项目的基本费用扣除额,同时适当调整税率水平和结构,并将按月征收改为按年征收。这样做可能操作比较简单,立法工作所需时间比较短,讨论中阻力比较小,个税法修正案再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至两次审议有可能通过并实施,今年见效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工资、薪金所得及其纳税人分别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和纳税人的主体,此举应该可以适当解决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缓解主要矛盾。


第二步,可以称为“大改”或者全面改革,即在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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